（一）

本世纪中国的两次巨变：1949年的立异和七八十年代之行运转的改换，都是从农村发起的。乡土中国发生的事屡屡让无边中外饱学之士始料不足：1949年前，包括“苏联同道”在内的好多东说念主都怀疑中共的“农民立异”能否得胜；集体化时，好多东说念主又断言俄国农民有米尔（公社）传统，集体化尚且遭遇浓烈不服，中国农民几千年“小私有”，岂能应酬招供“一大二公”？关联词，1949年“农民解放了无产阶级”的一幕恐慌了世界，数年后的集体化虽非农民所愿，但“一小二私”的中国农民毕竟比公社传统悠长的俄国农民更背叛地承袭了“归大堆”的运说念。而当终于风气了集体农庄的俄国农民成为反对私有化改换的“保守泥土”时，中国农民却以“18个血指摹”式的决心冒死冲垮了东说念主民公社，并以家庭农业、“州里企业”及“民工潮”

纠合创造了惊世之变，每次都是农民自愿冲击在先，尔后上头才赐与招供。淌若说家庭农业在某种程度上还不错视为“传统”小农的继续，那“从无到有”、从“三分世界有其一”到占有“半壁山河”的州里企业，就更是任何“精英”都未能预料于前。亦艰深释于后的答应。而当一些过后诸葛亮声称从中发现了“突出西方现代性”的“后都市精良”、“新集体主张”时，农民们又以拥抱都市的民工潮与急速私有化的“乡企转制”嘲弄了这些“发现”……昭彰，中国变革之谜不可从中西诸家“圣贤书”（从咱们古代的儒家经典直到现代前沿的西方“后学”）中求解，只可从对中国社会深层的再相识去把捏。这个“社会深层”在古代无疑是指传统乡村，而在现代也仍然以中国80％东说念主口所居、另外20％东说念主口祖籍所系的乡村社会为中枢。于是便有了“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一悠久的提法。

于是很久以来，东说念主们对“农民问题”不可谓不酷好。濒临“农民”这样一个宏大而又精巧的“客体”，东说念主们不是自以为比它华贵，而以“改进农民”为已任，就是自以为比它轻微，而以“向农民学习”为志。大至“救星”毛泽东，他昨天觉得“严重的问题是训诫农民”，今天又呼吁城里东说念主去“承袭贫下中农再训诫”。小至咱们这些前“知青”，在今天的回忆文体中总不离两个曲调：或是颓败怨旧型的，把农村说得很不胜；或是抒心扉旧型的，仿佛东说念主间真情全在乡村，而贩子唯有东说念主欲横流。

城里东说念主还有这样一种念念维风气：假如他们在不那么偏僻与闭塞的乡村中发现了某种被觉得不同于“城里”的东西，就会想天然地以为这是发掘出来的“传统”，并认定在更偏僻更阻滞的“原生形态”乡村中这种“传统”会更浓厚。《被告山杠爷》这部颇为念念想界酷好的电影就反应了这种城里东说念主的农村不雅：它把“杠爷”盘算在深“山”之中，似乎越是深山更深处，越能产生那种不知“规定”、惟知宗法伦理次第的说念德泰斗与长老自治。

关联词究其实，无论传统期间照旧今天，农村中宗法伦理自治都是集中存在于平原的、东南沿海的、较发达的、商品经济较活跃的、洞开并受“欧化”影响较大的乃至城郊型的地区，而不是深山里、内地、窒碍、阻滞并属于陈旧中国精良最先地的、天然经济的乃至远隔城镇的地区。以系族公产而论，旧中国农村系族公产最多的是粤闽浙等沿海地带，长江流域次之，黄河流域最少。广东各县旧时族田多占田野总量的30％～40％，其中广州府属各县更达50％～80％，浙江各县常在1/3控制。而两湖的长沙、汉阳等府辖县唯有15％，辽远各县更少。至于朔方各地就更毋庸提了：陕西关中各县均不到1％，河北定县更唯有万分之几，殆近于无。

我国好多窒碍不发达农村的社会特征并不是什么“杠爷”自治，好多最“传统”的古精良地带恰正是少系族乃至近乎无系族地区。而专制朝廷异常下延组织约束着一盘散沙般穷乏自愿社会组织的“编户都民”，才是“传统社会”的典型景不雅。陶渊明设想过某位有德之“杠爷”“率老婆邑东说念主来此绝境”，形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说念德自治体。但老匹夫的民谣却是：“天高天子远，民少相公多”。到底是这类民谣，照旧士医师的《桃花源记》更代表真实的“原土文化资源”？

山村匹夫“颇知规定”，法制（指中国传统法家的法制，而非公民社会之法治）森然，反而是城郊与洞开地带家规族法乡约祖训较有人命力。清末广东“钞票阶级”立宪派曾发动“家眷自治”而引起执意派官僚的斥责。无独到偶，最近浙江爆出新闻：好多场所民主选举的村民委员会被官方取缔，其意义并非指选举为“解脱化”，而是责怪民选之制滋长了“系族势力”。倒是取代民选村委的官派“村管会”，在一些场所却是由一位私企大雇主（所谓“首富”）领头的！

这些事例昭彰既不可维持那种肤浅地指斥系族为“封建传统”之说，也不可维持那种把系族捧为“民族传统”、“原土文化”之说。也许咱们信得过难以解脱的“传统”并非家庭主张，而是那种“寰宇面大不如皇恩大，爹亲娘亲不如陛下亲”的大共同体一元化――“大一统”

主张。而系族之类小共同体的自治倾向反倒是国东说念主个性发展与个东说念主职权形成历程中的答应，以致是与“欧化”干系的答应呢？!无论如何，当年大叫“爹亲娘亲不如首长亲”的那些城里东说念主并不比贡献爹娘的农民更像“市民”(citizen，即近代都市精良中的公民），至于他们与乡下东说念主谁更“传统”，那就难说了。

（二）

在《农民学丛书·总序》中我曾说：“咱们常以世界耕地的7%，扶养了世界东说念主口的21%为自爱，却很少说起它的另一面：以世界上40%的农民只是‘扶养’世界上7%‘农民’。”

这句话自后被好多东说念主广为转引。其实那时我就在正文中讲到“这个数据因中外‘农民’界说的不同而并不准确”。淌若仅就“种田东说念主”而言，我国的种田东说念主好像不会占到世界种田东说念主的40%，但我国在户口上被法例为“农民”身份的东说念主在结伴国统计口径下的乡村东说念主口中真的占有如斯大的比例。而淌若把“农民”看作与“市民”相对的一种社会类型，则中国在1956年以前“市民”的数目就比“城里东说念主”要少得多，而在这以后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市民已被磨灭。我国马克念念主张社会学元老陈翰笙先生在20年代末就说过：“吾东说念主所谓之都市，其性质不似city。

”其真的那时中国的都市中固然很少，但毕竟照旧有点city身分的。到1956年以后，陈老的这句话才在透彻有趣上诞生了。莫得city也就不会有citizen，而在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市民被磨灭后，我国又在“文革”中发动了对作为一种不雅念的“市民职权”（那时误译为“钞票阶级法权”）的批判。于是吾东说念主所谓之都市不仅其性质不似city，况且变得比乡村愈加抹杀city。

因此，就中国莫得citizen这个有趣而言，履行上咱们都是农民（即peasantry，以农业精良期间东说念主的依附性为骨子的共同体成员），尽管咱们并不都是种田东说念主（即farmer，作为一种解脱公民的职业，它完全不错存在于市民社会）。改换前的中国社会严格地讲并莫得peasantry与citizen的区别，而唯有peasantry社会中的不同等第身份门道之别。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有权的农民与无权的农民、城居的农民与乡居的农民、种田的农民与务工的农民、有文化的农民与无文化的农民、有完善的共同体保险并受严格的共同体敛迹的农民与莫得若干保险而敛迹也不太严格的农民。正如在现代发达国度的市民社会中有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市民（公民），也有从事农业的市民（公民）（a citizen as a farmer）、有住在城里的公民也有住在乡间的公民一样。

只是在改换期间，跟着市集经济的萌芽与发展，我国才又出现了citizen的身分。关联词有趣的是它不是最初出现在城里，而是最初出现在乡间。5年前我曾在一篇著述中讲过，就社会发展史底本有趣上的city而言，大陆中国严格地讲唯有一座“城市”，它就是浙南的龙港。这个由前“乡下东说念主”的民间行径创生的新城，是中国独一由既解脱了共同体的敛迹、又失去了共同体的坦护、具有独处东说念主格并我方对我方厚爱的东说念主们设置的“市民社会”，就象当年西欧那些脱离了采邑、村社的羁绊而获取“两种有趣上的解脱”（即解脱敛迹的解脱和失去保护的解脱)的东说念主们设置的city一样。“城市的空气使东说念主解脱”，而城市的空气也带来了机遇与风险、带来市民的职权与使命，带来了由身份到条约、由统率—恪守关系到交换关系、由习俗—提醒经济到市集经济、由臣民到公民的社会转型。固然龙港由于其所处的大布景与深层泥土，还不可能100%地成为这种有趣上的城市，但毕竟它的这种“空气”是在体制的敛迹与保护下的北京、上海乃至由“特准的解脱”形成的深圳都无法比较的。由此看来，说龙港是中国独一的“城市”、而包括北京在内的通都大邑都不外是由“城居农民”构成的“特大墟落”，并不是莫得意思意思的。

关联词滑稽的是：领有18万东说念主口的龙港不仅在建制上一直不被承觉得“市”，况且包括龙港东说念主我方在内，社会上都把它称之为“农民城”。而那些“特大墟落”中的东说念主们倒是自觉得、也被公觉得是“市民”！这无疑是对几十年来东说念主们所矜恤的“农民问题”的一种讪笑：几十年来从“大墟落”中不休发动“改进农民”的通顺，频年来东说念主们发现，这种改进“过急”、“过快”了，“突出阶段”了。关联词问题只是在于“过急过快”吗？往时的那种“改进”，究竟是谁改进了谁呢？

无怪乎在中国“农民问题”的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无言：东说念主们越是“重农”，农民越是灾祸。

主导秦王朝国策的法家统率者焚典坑儒而唯“耕战”是务，把“上农除末”的曲调唱得最高，但把农民逼得计上心头群起抵挡、以致成为历史上最短折的和洽王朝的亦然秦。

靠农民举义上台的朱元璋张口“朕本农民”，缄口“享我农师”，不仅“立法多右贫抑富”，还下令“农夫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东说念主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农夫戴笠帽、蒲笠，进出贩子不禁，不亲农业者不许。”关联词蒙他如斯推重的农民们却发出了“自从出了朱天子，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呼声，并使洪武一旦成为历代王朝创建第一代农民举义最时常的一旦。

五六十年代我国称许农民的曲调越唱越高，从“同盟者”到“主力军”，从“民主立异的能源”到“贮蓄巨大的社会主张积极性”，从“亚洲的农民比欧洲的工东说念主更先进”到“贫下中农上管改”。关联词在这同期对农民的战术越来越咄咄逼东说念主，农民的算作越捆越死，农民的日子跳动越穷。倒是改换以后，“主力军”的曲调不唱了，“上管改”的荣耀莫得了，农民的处境反而大大改善。当咱们大吹“贫下中农醒觉高”的工夫，农民们老气千里千里，“出工像条虫，收工像条龙，下田一窝风，干活磨洋工”。而当“农民立异颂”曲终东说念主散、“农民平均主张”大受斥责之时，农民却作为改换的前锋而倏得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阶级，并与国企员工在改换中的被迫场所形成了较着对比。

（三）

这一切知道咱们需要一种新的农民不雅，而不单是是在褒扬农民或责问农民、“改进农民”快些照旧慢些上兜圈子。当咱们指摘“农民问题”时最初要理解：咱们讲的是什么“农民”、什么“问题”？

传统社会是个农民社会，而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改进。关联词何谓“传统”，何谓“现代化”，东说念主们的意会可能截然有异。按往时的意志形态界说，传统农民是“自力餬口的小坐蓐者”，而“现代化”意味着工场式的“社会化大坐蓐”。于所以一大二公来磨灭“小坐蓐”便可视为“现代化”历程，而闹“单干”即是“反现代化”的“传统复辟”了。但按现在影响很大的诺贝尔奖得主J.希克斯的界说，现代经济就是解脱竞争的市集经济，传统经济则是“习俗-提醒经济”，其中存在着“典型官僚政事中”“由表层带领的挑升化”单干。据此，则以“提醒经济”的公社取代解脱的农民农场就是一种“反现代化”历程，而不是什么现代化“太急太快”或者“代价”太大的问题了。

在外洋农民学中曾出现继续几十年的农民界说谈论。传统农民（peasants）与现代农业者（farmers）的区别是谈论的中心。E.R.沃尔夫的意见具有代表性：“农民的主要追求在于爱戴活命，并在一个社会关系的局促等第系列中保管其社会身份。因此农民不像那些挑升为满足市集而坐蓐、并在等闲的社会采聚合踏进于竞争之中的耕耘家。”农民必须“固守传统的安排”，“违抗，农业者（farmers）则充分地插足市集，使我方的地皮与做事附属于洞开的竞争，欺诈一切可能的选拔使报酬极大化，并倾向于在更小风险的基础上进行可获更大利润的坐蓐。”

在回首农民界说谈论的基础上，新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界说传统农民（peasantry）的：它指出“诸如自力餬口或小界限坐蓐等特征”都不是这一界说的根蒂，传统农民的骨子特征在于它“要受外部权势的主宰”，这种“使其整合于更大社会的阵势”才是传统农民与“其他农业坐蓐者”的根蒂区别：“在农民社会，生居品及劳务不是由坐蓐者胜利交换，而是被提供给一些中心来再行分拨。剩余的东西要调度到统率者和其他非农业者手里。这种分拨权力常常集中于一个城市中心，尽管并非如斯。”

昭彰，这里有两种完全违抗的“传统－现代化”差别：按一种看法，用斯大林式的集体农庄磨灭“小坐蓐”就是完成了“农民的改进”（快慢与代价另当别论）；而按另一种看法，这种强化“外部权势的主宰”和培植“城市权力中心”来分拨农村居品与劳务的作念法所“改进”掉了的正是现代农业者，而它所强化的不正是传统“农民社会”吗？违抗，改换后家庭农场经济的兴起按第一种看法就是“乡土中国的重建”，而按第二种看法，这种不再受“外部权势的主宰”的经济不正意味着“传统农民的闭幕”吗？

马克念念早就讲过：“咱们越往前回首历史，个东说念主……就越推崇为不独处，附属于一个较大的举座”，而现代化则意味着“个东说念主向完成的个东说念主之发展”。如今东说念主们也曾公认，现代化无论姓社姓资，都意味着发达的市集经济与完善的民主政事，而这两者的共同基础就是个东说念主不再“附属于一个较大的举座”而获取独处东说念主格、解脱个性与公民职权，从而成为“完成的个东说念主”。

无论中、西，传统农业社会都以个东说念主依附于身份性共同体为特征，而现代公民社会则要磨灭这种依附性并代之以“东说念主的独处性”。区别在于西方中叶纪是小共同体本位的社会，东说念主的个性受到采邑、村社、教区、行会等“举座”的压抑，因此好多西方国度在公民职权弱小时,曾资格过一个“公民与王权的定约”、借助大共同体的力量轻易小共同体的敛迹之历程，在公民职权成长起来后才解脱王权而设置公民国度。而中国具有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东说念主的个性直承袭到专制国度与皇权的压抑。历史上那么多的“农民干戈”都是东说念主们受不了专制朝廷的压迫而“官逼民反”的，这与西方农民和领主冲突时常常向国王示威以求平允，形成了较着对比。

因此淌若说西方近代化之初曾出现过“公民与王权的定约”这一阶段，那么中国则违抗，她可能会有一个“公民与小共同体的定约”以最初冲破大共同体敛迹的阶段。清末立宪派的“家眷自治”，我国改换时期好多州里企业的“庄主经济”颜色，也许就具有这种有趣。

但这并不料味着由于特别的“文化”中国东说念主就离不开家长制。正如西方的公民最终要与王权决裂一样，中国东说念主在改换与现代化进度中最终也要解脱家长制，抹杀“庄主”答应的。只是中国东说念主必须用公民权（而不是用复归的王权）来取消家长权，正如西欧东说念主用公民权（而不是用复归的领主权）来取消王权一样。

温铁军先生曾写过一篇好著述叫《食粮有问题，但不是食粮问题》，其实一样不错说，地皮有问题但不是地皮问题，民工潮有问题但不是民工问题，……中国历史上农业社会的大共同体本位传统加上改换前大共同体一元化体制对东说念主的个性与公民职权的压抑使现代化受阻，在这个有趣上真的不错说“中国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但“农民问题”的实质并非种田东说念主的问题。“农民”作为一个职业见解是与工东说念主、渔民、西宾等并排的种田东说念主，但“农民社会”与“市民（公民）社会”的相对并不是职业的相对，而是身份性共同体与个东说念主本位的相对。

而这个有趣上的“市民”，在改换前的中国作为一个阶级并不存在，因此不错说咱们足够是“农民”，尽管咱们并不都种田。不仅如斯，由于旧体制下的城里东说念主比种田东说念主更“农民”，以至于在改换时期他们反而要向后者学习怎样作念“市民”了。

但这天然不料味着在东说念主格上城里东说念主与乡下东说念主有什么优劣之分。应当说，现代化的骨子并不是城里东说念主“改进”乡下东说念主，也不是乡下东说念主“改进”城里东说念主，而是城乡公民都成为“完成的个东说念主”。而往时的那种“改进论”恰正是一种压抑个性并使东说念主依附于共同体的表面，所谓“严重的问题是训诫农民”，履行上是“训诫”那些有创业个性的农业者以泯灭其个性，所谓常识分子“承袭农民再训诫”，亦然要他们承袭磨灭念念想个性的再训诫，其效果都是把东说念主（不管是城里东说念主照旧乡下东说念主，农民照旧常识分子）变成“局促东说念主群的附庸物”，这天然是与现代化以火去蛾中的。

如今的农村改换潜入后头临一系列问题：农民流动、地权整理、乡企转制、村政改换、收缩背负……。但正如民工潮与乱占耕地这两件事隆起地知道的：现在的好多“农村问题”根子履行上在城市，改换到如今，“就农言农”也曾很难再改下去。“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句话如今应该反过来说了：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